如何看待碳中和？

　　自从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国提出二氧化碳力争2030年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以来，碳中和一词在国内快速流行起来，也引发了市场越来越热烈讨论。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减少碳排放控制温度的上升已经是人类的共识；从国际合作而言，欧盟倡导绿色转型，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并且召开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力争气候协定的主导权；碳中和将是我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重要手段。

　　碳中和会限制经济发展吗？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碳排放权就是发展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碳排放成比例的增加。尽管我国当前的年度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但比较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累计碳排放量，我国仍然大幅低于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时期远远早于我们。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当2030年中国碳达峰时，人均GDP约1.4万美金（2010年不变价），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碳达峰时的人均GDP分别为5、3.3和4.5万美金，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还没达到富裕阶段的时候就减少碳排放会导致发展能力的削弱呢？在新易咨询看来，以能源消耗来衡量发展权而非碳排放权要更合适。之所以历史上经济增长时碳排放增加，水电天然气等需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核电需要较高的科技水平而且发展的时间要远晚于发达国家迅速发展的时期，只有火电在二十世纪是更便宜且更容易发展的能源。碳排放权与发展权看起来关联性很大，事实上经济发展往往与能源消耗才成正比。中国主动减少碳排放并不意味着能源消耗的减少，而是主动调整能源结构，以清洁新能源来满足新的能源需求。火电在我国高速发展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过去的竭泽而渔粗犷式的发展并不可取，碳排放带来的温度上升导致气候剧烈波动，反而会阻碍未来的经济发展。借由碳中和战略带来的投资和调整，确保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更好的发展方式。

　　碳中和是能源革命吗？从能源结构来看，化石能源在我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占比达到84%，而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占到了我国碳排放总量的86%。从行业排放来看，电力和钢铁的碳排放占比超过了60%，电力碳排放主要来自于火电，而钢铁的排放主要又源自于长流程炼钢高炉中的焦炭，想要减少钢铁的排放就必须从高炉转向使用绿电的电弧炉。另一个排放较大的铝行业，碳排放也来自于电解铝过程中多使用火电，火电的碳排放占电解铝排放的86%。因此我国能源结构的碳排放根源来自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尤其是火电的贡献。要实现碳中和，就必须实现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的非化石能源。从存量的角度，火电中短期内依然不可或缺，调峰能力强、供应稳定的特点决定了中高速发展期依然需要火电来保障未来的能源需求。水电尽管是清洁能源并且成本较低，但我国水电资源已接近开发完成，因此水电和火电在碳达峰期间都会是我国能源供应的主力军，但在能源结构的占比会逐步降低。从增量的角度而言，过去几年光伏和风电在技术的发展下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已经接近火电的价格，光伏风电预期在十四五期间会以年均增加1.2%的发电占比的速度高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核电，尽管十三五期间因为福岛核泄露事件发展节奏放缓，但相比其他能源，核电的年均发电小时高达七千小时，发电成本即使算上建设成本也在各电力能源中最低，核电或许在未来会有超预期的发展。在碳中和战略时期内，风光核能源或许会迎来爆发性增长的机会。

　　碳中和是供给侧改革吗？过去的供给侧改革强调市场出清，主要强调去产能、去杠杆并且淘汰合并低效的企业，活下来的企业最终受益于供给侧的主动收缩。碳中和的目标会促使传统高排放行业的企业使用清洁能源，主动改造绿色工艺来适应减排要求，而无力进行绿色投资的企业会逐步被淘汰和关停。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行业的改革将是一次供给侧改革，但又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前的供给侧收缩后的企业更多还是降本增效，而且受益于能源的刚性需求，甚至经济发展推动需求的适度增加，但碳中和之后未必会是相同的局面。例如煤炭行业，尽管可能会减少新增产能和关停落后产能来进一步收缩供给侧，但碳达峰之后从火电转向清洁能源也会带来煤炭需求的下降。又如同钢铁和铝行业，尽管用绿电设备比用火电的碳排放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依然相比其他行业排放高，而当具有丰富的清洁能源的省份限制高排放产能的迁移时，那么原所在地区是否有足够的清洁能源来按满足碳减排升级需求，就成了决定此类企业绿色发展规模的关键。

　　在全球共识中，碳中和将会带来全社会重大发展机遇，也会给中国带来一次不同以往的能源革命和供给侧改革。碳中和，和更早的碳达峰阶段，会如何发展还是在于成本约束，按照全社会总成本最小的原则发展碳中和路径才会是可行的方向，但无疑碳中和战略会是A股未来几十年最重大的投资机会。我国碳中和的具体规划路径还没有制定完成，在逐步等待规划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将在确定性更高的光伏风电和新能源汽车中寻找投资机会，也会在传统行业中挖掘主动适应碳中和变化的企业。